--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研究室 盖建中

北京市中山公园南门内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坊，它以汉白玉为身，蓝色琉璃瓦为顶，三间四柱，碑坊正中镌刻着郭沫若题写“保卫和平”四个鎏金大字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保卫和平牌坊”，其原名“克林德碑坊”，曾是中华民族所受屈辱的见证物之一。

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，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，展开了疯狂的镇压。德国公使克林德也参与到其中，曾杀害数十名义和团民众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（1900年6月20日），克林德不顾清政府要求各国公使离京的要求，前往总理衙门，遇清军神机营巡街盘查。其竟然先从轿内向神机营士兵开枪，后被击毙。这一事件成为德国政府向清政府要挟的借口。德国政府不但要求清帝赴德向德皇道歉（后改为派员前往），而且要求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建一座纪念碑。这一要求被写入了臭名昭著的《辛丑条约》。软弱的清政府一一招办。光绪帝遣醇亲王载沣到德国向德皇表达歉疚之意。端郡王等一干王工降级罚俸，有关臣工或发配或被杀。1903年一座四柱三间七楼的石碑坊，横跨建于东单大街。191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德国战败。中国作为协约成员国之一，举国欢庆之余老百姓一举拆掉了克林德碑坊。1919年3月15日动工在中央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建“协约公理战胜坊”。1952年为纪念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召开，更名为“保卫和平坊”。

（中山公园南门内保卫和平坊）

时光如梭，转眼百年。由于克林德碑坊已经被毁并移建。其一些历史信息的梳理就需要多有留意。那么就克林德碑坊今天还有三点问题需要我们考证。

其一、克林德碑坊的形制。前文已经记录很清楚。1903年建在东单大街的克林德碑坊为四柱三间七楼（见左上照片）。但是今天我们在中山公园看到了是1919年移建后的形制（见下照片）。即四柱三间三楼。有一种说法是拆毁后，石碑坊上半部分找不到了。遂改为今天这个模样。（照片四、五）我想四柱三间七楼是清政府答应给克林德同级别的一个礼遇。后作为战败国已经不能也不应该给他这样同等待遇，改形制是一种强烈的信号。

其二、克林德碑坊开工时间。1919年4月10日北洋政府公报第1142号载碑坊于1919年3月15日开工。然而，2002年版《中山公园志》第88页-89页却记载了两个时间点，一是第88页记载：“左、右石匾，刻移建石坊的日期，东边为‘中华民国八年三月十五日’，西边为‘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三月十五日’。”二是第89页记载：“1919年3月2日动工”。两者恐怕没有说清关系。

其三、克林德碑坊铭文是什么？因其已经被毁掉，记载出现了不同版本。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5年版编辑《近代京华史迹》第343-344页载铭文为：“国家与环球各国立约以来，使臣历数万里之远来驻吾华，国权所寄至隆至重，凡我中国臣民俱宜爱护而敬恭之者也，德国使臣克林德，秉性和平，办理两国交涉诸务，尤为朕心所深信。乃本年五月，义和拳匪阑入京师，兵民交讧，竟至被戕殒命。朕心实负疚焉，业经降旨特派大臣致祭，并命南北洋大臣于该使臣灵柩回国时妥为照料。兹于被害地方，按其品位树之碑名，朕尤有再三致意者。盖睦邻之谊，载于古经。修好之规，详于公法。我中国夙称礼仪之邦，宜敦忠信之本。今者克林德为国捐躯，令名美誉，虽传播五洲，而在朕惋惜之怀，则更历久弥笃。惟望译读是碑者，睹物思人，惩前毖后，咸知远人来华，意存亲睦，相与开诚布公，尽心款洽。庶几太和之气，洋溢寰区，既副朝廷柔远之思，益保亚洲升平之局。此尤朕所厚望云。”二是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《燕都丛靠》记载为：“德国公使克林德驻华以来，办理交涉，朕深倚任，乃光绪二十六年六月，拳匪作乱，该使臣于是月遇害。朕深悼焉。因于死事地方，建石坊，以彰令名，并以表朕旌善恶之意。凡我臣民，其各惩前毖后，毋忘朕命。”这一记载很有意思将公历时间与传统农历时间混用，显然不妥。从看到的一些当时文字（如《辛丑条约》）多是先写西历后注明即中历。

上述两段记录不一致，使我们十分困扰。好在网络时代可以借助查阅一些资料。近期，笔者查阅老照片幸得到一张克林德碑坊铭文，虽模糊但可以作为一个佐证。另外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宁刚先生曾抄录了沙福志教授存照片，坊上汉字87个。其内容与找到照片一致。其记载为：“德国使臣克林德，驻华以来，办理交涉，朕甚倚任，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，拳匪作乱，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，朕甚悼焉。特于死事地方，敕建石坊，以彰令名，盖表朕旌善恶之意。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，无忘朕命。”（原文没有标点，系笔者后注，见照片六）。从这篇记载看，《燕都丛考》虽基本相同，但也有九处错误。

      今人读史、学史都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搜集、研读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反复甄别。不过有些文献资料则不是史料难读，而是读者用心不够。很多问题只要反复多看几遍，多思考、比对一下，虽不一定十分准确，但可以避免一些误读，以讹传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