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鲁迅日记》中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记云：“上午至中央公园四宜轩，遇玄同，遂茗至晚归。”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四宜轩，而“玄同”即钱玄同，是先生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同窗好友，也是在他的动员与催促之下，第一篇以“鲁迅”为笔名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才写成并发表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。日记中没有写明吃饭，但在上午去，一直到晚上才回来，那么两餐饭必然是在茶座上吃的了。茶座之上偶遇好友，遂促膝长谈、观景品茗，吃什么东西是不在乎的，但四宜轩内不卖菜肴，因此大概是享用了一些面食点心的吧？

到了一九二六年七、八月间，在先生即将离开北京之际，与齐寿山先生合译《小约翰》，也是在公园四宜轩茶座上完成的。在该书“引言”中，引《马上支日记》道：“到中央公园，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，寿山已先到，略一休息，便开手对译《小约翰》。”这一个多月中，先生基本每天下午到公园去，在一个僻静的茶座上译书。地点虽未写明，但“僻静处所”想来应该不是来今雨轩。来今雨轩在当时是所有茶座之中最高级的，菜烧的最为精美，点心也极富特色，每天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宴请宾朋、买肉末烧饼、冬菜包子、火腿包子，更是因了其绿油栏杆外是一畦牡丹，大铁罩棚边是千年古柏、百年古槐，前来赏花、纳凉的人更是络绎不绝，先生要找的清净偏僻的处所，必然不会在这里。而公园西面，四宜轩在水榭和假山之间，地方虽小，但是人少，最为安静，背山临水，大路上根本看不见，顺着长廊或柏树林走过来的人不会经过这里，是十分“僻静”的。虽是小茶座，但照样有茶可喝，有藤椅可坐，真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了。

先生自一九二六年八月底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南下去了厦门、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，而四宜轩茶座也终因其远离大路，地址偏僻，生意清淡，没有多少年就关张了。茶座早已不再，先生品茗、聚友、译书的身影却像那紫砂壶中飘逸而出的缕缕茶香，萦绕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。

中山公园研究室

2013年11月